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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雇员申请H1B工作签证的流程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西斯纳表示，他理解美国雇主的难处。不过，H1B申请标准和配额是由国会法案决定的，移民局只是具体执行的行政机构，并没有资格修改章程。

滥用H1B申请的案例屡见不鲜。西斯纳表示，移民局已加派人手，加强对移民签证申请资质的审核，并派人到实地考察，核实申请材料的可靠性。

西斯纳说，移民局并不是要阻挠外国移民到美国工作，而是想确保工作签证发放给了美国最需要的人才，同时也要注意对美国劳动市场的冲击，特别是在科技领域。

不过，西斯纳透露，移民局有可能采用一定的行政手段提高从美国本土学校毕业的申请人获得H1B签证的可能性。

对于移民局计划取消H4（H1B签证持有人配偶）的工作许可一举，西斯纳解释说，其中主要原因是H4持有人获得工作许可与国会法案原意不符。国会曾明确规定，L1签证（跨国公司经理）和E签证（投资）配偶可以在美国工作，但并没有将这一条例延伸适用至H4签证。

根据移民局数据，目前有30.66万印度籍职业移民在等待绿卡，中国籍公民位居第二，约为6.7万人，前十名中的其它国家约为数百至数千人不等。由于同一国家的获批者不能超过总人数的7%，印度和中国国籍申请人的等待时间格外漫长。

职业移民申请绿卡需要依赖雇主的配合，过长的等待使申请者非常被动，很多时候不得不忍受雇主的低薪酬和苛待。

对于取消国籍配额限制的呼声，西斯纳回应，这的确可能缓解印度公民的等待时间，但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根据提交的时间顺序，未来数年内职业绿卡获得者绝大部分将会是印度人，这对移民来源的多样性会产生影响。

至于“择优制绿卡”，西斯纳说，国会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相关法案，但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严谨细致，以免被钻漏洞。他举例说，澳大利亚择优绿卡的积分条件之一是毕业于本国学校，却导致许多“速成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2017年10月1日起，美国移民局要求申请绿卡的职业移民和庇护难民必须面谈。西斯纳说，这是基于总统要求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虽然工作量大增，但移民局会将申请案件分类处理。如同赴美签证申请面谈，移民局官员也会根据绿卡申请者的不同，提出不同的相应问题。

西斯纳举例说，如果根据以往的法规，一名外国人持旅游签证来到美国后转换为学生签证，经过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转换工作签证，再申请绿卡——很可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都没有和移民局的官员“面对面”交流过。他认为，这样的体系有一定的隐患。

移民局长西弗斯表示，未来面谈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从1882年起，美国移民法规定，签证官和移民官有权禁止可能会成为“社会负担”的人进入美国或申请绿卡。所谓“社会负担”（Public Charge），是指一个人长期接受政府资助，政府的失业救济是此人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已经达到一定时间长度。

克林顿执政时期，曾尝试对这条法律进一步解释，但并没有成功。西斯纳说，这一问题已然存在，但一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法规详细指导这一条文的实施。川普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明确“社会负担”的具体界定，而没有针对移民的恶意。虽然会面临来自公众的压力，但西斯纳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几个月前，移民局宣布要聘用更多律师，重新审查已归化美国国籍的公民材料，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西纳斯在15日的活动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释。

大约十年前，移民局发现，有一批曾被美国遣返的外籍公民，通过申请其它种类签证，再次非法进入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犯罪记录。由于移民局没能将他们首次进入美国时的指纹录入系统，这些人在若干年后成功加入了美国国籍。

美国移民法规定，在入籍期间伪造或隐瞒事实，一旦被移民局发现，即使在获得公民身份后依旧可能被剥夺国籍。

移民局重新整理案件后发现，至少有数千人入籍时隐瞒了曾被遣返的历史。目前移民局已审查过两千至三千件案例，并将其中的约一百例转交司法部，经过司法程序审理，有数十人已被剥夺国籍。

西纳斯说，重新审理并不是无目的、随意的，而是针对这一特定问题采取的措施。

截至今年3月底，移民局已经堆积了31.86万件庇护申请等待处理。在今年1月，移民局将审理顺序改为“后进先出”。西斯纳表示，这一做法成效显著，有效控制了案件提交数量。

西斯纳希望国会能够出台新的法案，明确界定庇护适用条件，可以借此剔除一些“无足轻重”的案件，减少为冒领工作许可而提交申请的无关案件。